□ 黄元访
可亲可敬的兄长赵庆元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！四年来，他的音容笑貌，他的言谈举止，他的磊落胸襟，他的赤子情怀，常常浮现在我的心头、我的脑际、我的梦里！
我和庆元是宿县同乡，也是同时代人。他长我两岁，“文革”开始的那一年，他在宿县符离中学读高三，我在宿城一中上高二，同属所谓“老三届”。虽然相距不到三十里，但那时，我们并不相识。后来，他1969年从宿县“五·七”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宿县地区师范任教，我1971年底从淮北芦岭煤矿调到宿县地委宣传部工作，同在一个城市上班，但仍无缘相识。
我们的初次相识是在1978年2月。而在此之前，我已经蒙受了庆元的恩惠。1977年12月，我参加了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后的第一届高考，取得了宿县地区文科最高分的好成绩，填报志愿时，心高气盛，三个志愿分别填报了三所在安徽只有一名招生计划的名校名专业，结果因已经结婚生子而高分落榜。此时，庆元已经先我5年被推荐进入安师大中文系学习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。他被学校派往省招办参加当年的高考录取工作，出于怜才惜才，也出于同时代人的惺惺相惜，他从落榜生档案中捡出了我的考试档案，把我录取进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使我从“老三届”跨进了“七七级”的行列。
说实话，接到录取通知书时，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志愿。我准备放弃入学，来年再考。宣传部领导和参加录取工作的教育局长告诉了我被录取的内情，鼓励我去读书。这时，我才第一次听说庆元的大名，知道他是在师大任教的宿县同乡，也是名动江南的《红楼梦》研究青年学者。
1978年2月底的一个早晨，在绵绵的春雨中，我踏着泥泞，走进位于芜湖赭山脚下的美丽的安师大校园，从此开始了我在这所名校里长达四年的学习生活，得到了许多名师的教诲，也结识了许多肝胆相照、终生不渝的朋友，庆元自然是其中最亲密的一位。
记得我到校后第一次去拜见庆元，答谢他录取时的慧眼相识。未曾想他第一次接待我的不是恩主的居高临下，不是老师的凛凛尊严，而是一场推杯换盏、推心置腹的豪饮。那天晚上，在师大单身教工的集体宿舍楼里，他和同宿舍的谢昭新老师，还有一位宿县同乡、我高中的校友、音乐系的范福民老师，从食堂买了菜，打了酒，留我吃饭，我们边喝边聊，畅叙平生，一见如故，不知不觉竟到了夜深。从此，开始了我和庆元之间长达27年的亲密交往。
从1978年到1982年，这四年，是共和国建立以来最生机勃发、最振奋人心的四年。“文革”结束，拨乱反正，审判“四人帮”，平反冤假错案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实行改革开放，一时间，人心大快，民气大振。恢复招生考试制度，打破了“知识无用”的谬论，开启了全民向学的新时代。我们这些被“文革”延宕了十年才踏入大学校门的学子，自然是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科学文化知识的甘霖。庆元作为老师，比我们学得更认真、更刻苦、更勤奋。赭山脚下那间狭小的宿舍里，每个夜晚都是灯火长明。夜里的苦读，换来的是白天在课堂上的口若悬河，妙语连珠。庆元教的是元明清文学史，全系同学都喜欢上他的课，听他在课堂上讲《三国》，论《水浒》，评《红楼》，侃《聊斋》，人人都如沐春风，如饮醇醪，是一种莫大的艺术享受。我常常想，设若庆元活到今天，中央电视台的《百家讲坛》上应该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吧。我们入学的第二年，庆元不满足于已有的学问，又在学校的支持下，负笈北上，到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师从吴组缃先生进修，使自己的眼界更开阔，学问更扎实，成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骨干，惠及成百上千的学子。
庆元爱学生，既教书，又育人，这在安师大有口皆碑，而且他的这种爱，不是“爱民如子”的那种爱，不是以上对下的爱，而是融入其中，打成一片的爱，是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的爱。除了在课堂上，他居于讲台，和学生有一种空间上的距离之外，其他任何时候，他都是身处学生之间，和学生一起驰骋球场，一起觥筹交错，一起探讨学问，一起月旦人物。我们入学的第二年，他在学校西门内印刷厂旁分到了一处单独的宿舍，虽然只是一间简陋的小平房，但也不仅仅属于他自己，而是常常挤满了学生。课余时间，我们常爱到他的这间小屋里聚会、交流，碰上星期天，他还常常买菜买酒，款待我们这些兄弟。庆元那时已经成家，并且有了两个儿子，但夫人在老家当民办教师，平常难得到学校来，所以他的这间宿舍就成了我们这帮弟子共用的房间。有时侯要复习，要迎考，而学生宿舍里面每晚要按时熄灯，于是就有学生晚上也“赖”在这间房子里不走；也有的学生入学时年龄小，没出过家门，家长不放心，委托庆元照顾，庆元干脆就让他们住在自己宿舍里。孟二冬、丁放、陈林，都曾经在这间房子里居住过、苦读过。如今，二冬作为北大的教授硕果累累，可惜英年早逝，获得了胡锦涛总书记的高度评价：“为人师表，品德高尚”，成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学习的典范；丁放大学毕业后，又读了硕士、博士，成为安师大中国诗学中心的主持人；陈林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大学艺术学院任教，现已任艺术学院院长。在庆元的小屋里读过书，居住过的学生，还有不少，难以一一列举。他的小屋，成了研究生的摇篮。而其时，庆元的经济并不宽裕，家在农村，夫人是民办教师，工资微薄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他自己的工资也不高。可他从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需要他帮助的学生，他的小屋从未向任何学生关过门。也许，弟子们正是受了他的这种精神的感召，才一个个成为顶天立地的栋梁。
庆元治《三国》，巧的是，他的家在宿县蕲县公社桃园大队，这里正是陈胜、吴广起义的大泽乡所在地。山水孕育，名著熏染，庆元的身上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磊落慷慨，任侠尚义的性格。他热情豪爽，急人危难。诚心待人，不斤斤于名利。在他临去北大进修前，也是在他那间小屋里，他像兄长一般谆谆告诫我，不要满足于高考时的一次高分，要继续努力，虚心学习。在我毕业离校去教育厅工作时，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到教育厅工作，不比在校学习，也不比原来在宿县地委工作，要注意从小事做起，事事争取主动。1985年，我提任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，他那年暑假来省招办参加高考录取工作，我们相聚时，他真诚地向我道贺，同时又告诫我，不要以势凌人，不要恃才傲物，要严谨守正，虚己待人。毕业20多年来，他就是这样一直关心、关注着我的成长和进步。在我工作最困难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出差到芜湖，他请我到他的小房子里吃饭，那时，他已任中文系主任。席间，他关切地询问我的处境，鼓励我：“坚持下去，不行就回系里来教书，中文系永远是你的家！”听了他这番掷地有声的话，我忍不住泪湿胸臆，深切地感受到了老师的厚爱，母校的温暖。
毕业20多年来，我因为在教育厅工作，常常有机会去师大出差，有时侯，即使不是到师大，但只要是去江南，我都会顺道去拜访庆元。每次，我们都会有一次畅饮，一次长谈，有时能聊到通宵达旦。如今，庆元走了，我去师大的次数也渐渐少了。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”，而况是这种幽明永隔的长别！有时侯再到师大，看着熟悉的校园，我常常会想起刘禹锡的诗句：“怀旧空吟闻笛赋，到乡翻似烂柯人”，会生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怅然：满园桃李，庆元何在？
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和丁放等几位同学和庆元有一张合影。照完像，同学们推我为照片题辞，我挥笔写下了“情同手足，谊兼师友”这八个字。这是我和庆元感情的真实写照。1985年，我读《龚自珍诗集》，发现有一首绝句颇能表达我对庆元的感情，于是立即抄寄庆元：“莫怪逢人苦誉君，亦狂亦侠亦温文。照人胆似秦时月，送我情如岭上云”。20年以后，庆元仙逝，我代表中文系七七级全体学生为庆元撰写挽联，又想起了毕业合影上的八个字和定庵先生的这首诗，于是写下了送给庆元的挽联：
治身治学治教 照人肝胆秦时明月
亦师亦兄亦友 爱我深情岭上白云
那天到殡仪馆向庆元作最后的告别，看着鲜花丛中那熟悉的面容，我一下子想起了在课堂上谈笑风生的庆元，在操场上龙腾虎跃的庆元，在聚会时热情豪爽的庆元，在病榻上形销骨立的庆元……
啊，斯人已逝，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庆元，但庆元永远留在弟子们的心里，永远留在安徽师范大学的精神里！
（作者系安徽教育宣传中心总编辑、编审）
